碳中和論述 碳中和的背景和國際影響 1.碳中和的背景 當前人類活動產生的碳排放對環境的影響越發明顯。工業革命以后，人類活動形成的碳排放快速增長，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也愈發明顯。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報告顯示，目前全球平均氣溫已經比工業革命前上升1度左右。如果按現有速度發展，今后每10年全球平均氣溫將上升0.2度。當前全球平均氣溫上升2度時，全球氣候將會發生明顯變化，東亞和北美地區遭受暴雨和熱帶低壓的風險將大為上升，威脅人類生存。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世界各國紛紛提出碳中和的目標。世界各國紛紛意識到，為了獲得可持續的發展，保護人類共同的家園，必須盡快降低碳排放，遏制環境變化的速度，因此先后提出了以碳中和為目標的減排計劃。截至2020年底，全球已有包括中國、美國等44個國家提出了碳中和的目標，并分別處于已經實現、已寫入政策文件、提出或完成立法程序等不同階段。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也是外部性的主要輸出國。當前中國碳排放占比為28.8%，全球最高，明顯高于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16.3%)。而美國、日本、德國、法國等發達國家的碳排放占比均小于其GDP占比。這表明中國是碳排放負外部性主要的輸出國，同時也說明中國實現碳中和是全球碳中和的基礎。
中國的較高的碳排放來自于貿易逆差帶來的碳排放轉移。中國在加入WTO之后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快速上升，與美國的碳排放差額也快速增長。這一過程說明，隨著中美貿易逆差的擴大，美國的碳排放通過貿易逆差的形式實現了轉移。中國作為后發國家和全球工廠，承接并吸納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碳排放，通過犧牲自己的環境換來了發展的空間。同時也說明，作為全球問題，削減碳排放需要全球共同努力，如果僅僅依靠部分國家減排，我們有可能最終只能實現碳排放的國際轉移，而非總量削減。
當前形勢下，中國提出碳中和有促進國際合作、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的考慮。中國是當前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2019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為342億噸，中國排放量為98.3億噸，占比28.8%，排名全球第一。美國占比為14.5%，歐盟占比9.7%，中國碳排放量高于美國和歐盟之和。因此，任何國際環境問題都不能缺少中國的參與。當前，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上面臨諸多壓力，在此背景下，積極投身碳中和，是中國促進與發達國家開展國際合作的重要抓手，也具有道義上的正當性。美國方面，拜登政府對環境問題十分重視，認為環境問題是政績的重要來源。環保領域是當前中美之間為數不多具有共識的領域。近期，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訪華，在與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會談后，中美雙方發表了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4月22日，美國邀請中國在內的全球主要國家參加全球氣候變化峰會。中美之間的協作正在形成。歐洲方面，歐洲外交關系協會(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盡管中歐在許多問題上存在分歧，但中歐之間在應對全球挑戰，如氣候變化問題上，必須加強合作。因此，充分利用氣候變化議題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性，有助于中美、中歐之間拓展合作，加強對話，改善中國的國際輿論環境。
需要指出的是，在碳中和道路上，中國的任務重，時間緊。依據2019年的碳排放量，按照已經實現的碳排放強度下降和65%下降的總體目標，估算2030年凈排放的二氧化碳峰值總量在108億噸。從總量來看，中國的碳排放峰值顯著高于歐盟的46億噸和美國的59億噸，表明碳中和的任務很重。與此同時，歐盟和美國雖然都承諾在2050年碳中和，但其碳達峰的時間分別為1979年和2007年，碳達峰到承諾的碳中和時間分別為71年和43年。而中國碳中和與碳達峰之間僅間隔30年，中國的時間明顯短于發達國家，這也意味著中國應從當前開始控制碳排放強度，否則未來的減排之路壓力將會更大。
2.碳中和的國際責任分配
碳中和將會對全球發展格局產生影響。2015年的《巴黎協定》中明確了全球不同國家在碳排放中應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原則應在全球的碳中和進程中得到堅持。碳排放權本質上是發展權，當前發達國家如歐洲、美國的碳排放已經達峰，并逐步下降。而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普遍尚未達峰，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碳排放也將持續上升，平衡經濟發展與節能減排的難度較大。同時，環境問題的責任不僅僅取決于當前的全球碳排放結構，也和全球碳排放的歷史有關。梯若爾在《共同利益經濟學》中指出，應對氣候問題存在國家之間的不平等問題。富裕國家的工業化是依靠污染地球得以實現的，新興國家和貧困國家也想達到這樣的生活水平[2]。從數據看，歐美發達國家一直是碳排放的主力。直到上世紀60年代，歐盟和美國累計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占全球比重都超過80%。60年代之后，隨著發達國家的產業鏈逐漸向東亞轉移，以日本和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的碳排放占比開始上升。但這一過程的本質是碳排放的轉移，人類活動對全球氣候的影響并未削弱。21世紀以來，中國碳排放快速上升，當前碳排放占比在全球為28%，但從歷史數據看，中國的累積碳排放占比占全球總量的僅12.6%。此外，發達國家的技術、資金實力均高于發展中國家，因此，面對當前氣候變化的共同問題，盡管發達國家應當和發展中國家一道攜手應對，但發達國家應當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承擔更多的責任，這也正是巴黎協定中提出的“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核心含義。我們需要在應對氣候變化和維護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權之間尋求一個均衡。
02
中國實現碳中和的重點方向
一般來說，碳中和有產業轉移、節能減排和提升碳吸附與回收三條路徑。中國在選擇具體路線的過程中不能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思路，而應根據國情選擇最適合中國的碳中和道路。
1.經濟結構調整
通過經濟結構調整降低碳排放并非上策。有觀點認為，工業部門的減排可以通過重點發展輕工業和服務業，降低重工業的比重來實現，但我們認為這一選擇并非上策。中國崛起的過程表明，強大的制造業是中國經濟實力的核心。中國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生產能力是中國經濟的獨特優勢，這一優勢不能輕易放棄。一方面，在中國的工業門類中，高碳排放的行業如發電、冶金、石化、采掘等行業，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17.5%[3]。這些行業是我國工業非常重要、基礎的核心組成部分。而且這些行業并不是出口導向型，產業轉移并不能解決降低碳排放的問題。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的歷史告訴我們，經濟結構調整并不能解決碳排放的總量問題，只是將碳排放在不同國家的轉移。同時，過度依賴服務業，大幅轉移制造業，反而會導致產業空心化，引發貧富差距擴大，社會矛盾上升等問題。因此，實現碳中和不能僅僅通過產業轉移一轉了之。
2.節能減排
降低電力和熱力生產過程中的碳排放是碳中和的重點。在中國的碳排放結構中，電力和熱力生產占比高達51.4%，排名第一，主要因為中國當前以火力發電為主。從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看，電力和熱力生產也是主要的碳排放來源，歐盟、美國、日本的在該項的碳排放量占比達到33%、38%和49%，均為本國最大的碳排放來源。因此，要實現碳中和，核心是要降低電力和熱力生產中的碳排放。
中國的電力部門的減排仍需付出艱苦努力。受益于中國政府較早對新能源發電行業的扶持，中國近年來在這一領域已經取得了國際領先。但由于中國的碳排放規模巨大，因此要實現碳中和的目標仍需付出艱苦努力。根據全球能源互聯網合作組織測算，到 2025 年，中國發電結構中，煤電的發電量占比將從 66.4%下降至 48.8%，而光伏和風電則分別從2.5%、5.1%上升至9.2%和11%。到2050年，煤炭發電量占比大幅下降至 6%，風光發電上升為主力，分別占比30.1%和30.5%，合計占比超六成，取代煤炭成為最主要的能源來源。在這一過程中，風能、光能資源豐富的地區和需求負荷中心錯配，推高發電的系統成本的問題仍需要解決。一方面，可以從技術層面推動特高壓、分布式、儲能和調峰等技術能夠解決部分問題，但另一方面，這一問題也反應出僅僅依賴新能源達成碳中和的目標，任務可能非常艱巨，甚至存在無法達成目標的風險，因此我們還要考慮從環境問題本身出發解決問題。
3.提升碳吸附與封存的使用
碳吸附和封存技術目前尚不成熟，但有望在未來發揮重要作用。實施碳中和的第三條方案，是要顯著提升碳吸附和封存[4]的能力。碳吸附和封存的技術目前仍處于早期，制約其使用的主要限制在于成本高昂。例如，當前工業過程中高濃度二氧化碳吸附成本大約為每噸二氧化碳15-25 美元，低濃度二氧化碳(如水泥、燃煤電廠排放的二氧化碳)的吸附成本為每噸40-120美元。因此需進一步通過技術創新降低成本，為更為廣泛的應用提供基礎。根據清華大學氣候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的測算[5]，到2030年，我國對已排放碳的吸附仍主要依賴傳統植樹造林(農林業碳匯)，但到2050年，碳捕集和封存有望成為降低碳排放的重要手段。
4.將外部性內生化
設定碳價將碳排放的外部性問題內生化是減排的重要路徑。自然環境對于人類而言是公共品，產權歸屬不清晰，因此容易產生負外部性。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案在于給碳排放引入一個價格，目的是將碳排放帶來的外部性和企業的內部成本聯系起來。在碳市場上，企業將獲得一個初始的碳排放配額，如果碳排放配額不足，需要從市場上的其他主體處購買碳排放權，其價格由市場交易決定。這將使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充分考慮碳排放的負外部性，將外部成本內生化。另外，如果碳價較高，將會影響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這將倒逼企業開發節能減排的新技術。從而推動碳中和進程。未來，這一安排未來還有可能延伸到個人層面，通過設立個人的碳賬戶，為每個人的消費行為設定碳排放上限，將會有效改變消費者行為，促進消費者使用碳排放更少的商品。當前，中國正在積極開展碳市場的建設工作。全國碳排放權注冊登記系統(簡稱“中碳登”)已經落戶武漢，正在為首批2225家履約企業辦理開戶手續，全國范圍的碳市場也將于今年6月開市。這將為中國形成碳價格，并為未來的碳中和之路奠定堅實基礎。
整體看，中國的碳中和路徑將是節能減排與碳吸附和封存兩條腿并行，同時利用碳市場將外部性問題內生化。只有利用多種形式降低碳排放，同時加強碳的回收利用，才能有效解決碳中和問題。
03
碳中和有望推動第三次能源革命
歷史上，能源革命是推動人類生產效率提升的關鍵。第一次工業革命帶動了蒸汽機在英國的廣泛使用，蒸汽機的主要燃料主要是煤，而英國又有著較為豐富的煤炭資源，因此英國在開展工業革命的同時也掀起了一場能源革命。能源革命和工業革命相互促進，共同推動英國生產效率的大幅提高和經濟增長。到1850年，煤炭消費在英國能源消費中的占比已經高達92%。英國也迎來了其歷史上國力最為強盛，全球影響力最大的時期。第二次工業革命在19世紀60-70年代爆發，主要表示是發電機、內燃機、電動機的發明與運用。內燃機使用由原油煉制的成品油，帶動石油需求快速增長，并極大的推動了石油開采及石油煉化產業的發展，帶來了第二次能源革命，又一次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美國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最大贏家。其標志之一便是標準石油公司成為歷史上最大的壟斷公司之一，即使在1911年被拆分之后，其分離出的埃克森、雪佛龍等公司也依舊是石油行業的巨頭，影響力延續至今。
兩次能源革命都通過提升生產效率促進了預期壽命的增長。從英國來看，能源進步推動了英國的生產效率的提升，創造出更多的財富，改善了英國人的飲食和營養狀況，進而提升了英國的預期壽命[6]。1850年，英國人均預期壽命為40歲，不僅高于工業革命前的32歲，也高于當時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英國的綜合國力也在這一時期達到頂峰。美國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為技術進步提供了基礎物質條件，為醫學、生物學等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進而帶動美國的人均壽命不斷增長。美國還利用第二次工業革命建立了強大的工業體系，其GDP在1896年超越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并在二戰之后主導建立了影響至今的世界秩序。
以碳中和為目的的第三次能源革命并非是推動效率提升，而是致力于消除化石能源使用帶來的負面影響。燃燒化石能源的負面影響在全球都有明顯表現，英國大量燃燒煤炭使倫敦獲得了霧都的稱號，美國大規模排放汽車尾氣也在上世紀40-60年代形成了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近年來，化石能源燃燒我國的負面影響越發。PM2.5超標的問題在全國許多地區出現。研究顯示，長期曝露在PM2.5超標的大氣污染中，PM2.5濃度每增加10微克/立方米，人的預期壽命將會縮減0.98年。2017年PM2.5 污染引起的居民額外醫療支出為 86.39 億元，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占當年GDP 的1.48%[7]。此外，受地理條件影響，中國秦嶺淮河以北的地區在冬季集中供暖，主要燃料為煤。但這也使得這就使得冬季北方的空氣污染物(PM10)含量明顯提升，對居民的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研究顯示，冬季取暖政策使得北方居民的人均預期壽命較南方低3.1年[8]。因此通過積極實施碳中和，減少化石能源使用，大幅度增加清潔能源的使用，將會對解決上述環境問題起到重要作用。
第三次能源革命不僅將改善環境，還將深刻改變一國的產業結構。回顧前兩輪能源革命可以看出，能源革命將深刻改變一國的產業結構，激發出強勁的經濟增長。如果能抓住第三次能源革命的機遇，成為主導國家，就能引領能源革命帶來的產業機構變革，提升一國的經濟競爭力。因此，許多國家推動碳中和的努力背后，不僅是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更是希望通過主動布局，在新一輪能源革命中占據主動。
目前，碳中和對中國經濟的具體影響目前尚難以估算，但必將深刻影響中國的產業結構。碳中和盡管是一個新的議題，但其覆蓋面很廣，包羅萬象，因此其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影響目前還難以估算。但可以確定的是，碳中和將深刻改變中國的發電、儲能、鋼鐵、水泥、交通等諸多行業。本篇主要是從宏觀的角度對碳中和進行分析，我們將在未來的報告中從行業的角度探究碳中和對產業鏈的影響。